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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语文必修五必背知识点:变形记_高三语文必修五_高三语文复习


  ●课文鉴赏说明

  一、背景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着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

  二、情节和主题

  《变形记》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小说分成三部分,用一、二、三标明。课文节选了原小说的一半内容。

  第一部分,写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惊慌而又忧郁。父亲发现后大怒,把他赶回自己的卧室。

  第二部分,格里高尔变了,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却保留了人的意识。他失业了,仍旧关心怎样还清父亲欠的债务,送妹妹上音乐学院。可是,一个月后,他成了全家的累赘。父亲、母亲、妹妹对他改变了态度。

  第三部分,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挣钱,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妹妹终于提出把哥哥弄走。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他怀着深情和爱意想他的一家人”,“然后他的头就自己垂倒在地板上,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

  情节的发展由两条线索交互展开: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成为累赘──绝望而死

  家里亲人:惊慌、同情──逐渐憎恨──“把他弄走”

  格里高尔自始至终关心家庭、怀恋亲人,可是亲人最终抛弃了他,对他的死无动于衷,而且决定去郊游。

  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

  三、人物和心理描写

  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个小人物。父亲破产,母亲生病,妹妹上学。沉重的家庭负担和父亲的债务,压得格里高尔喘不过气来。他拼命干活,目的是还清父债,改善家庭生活。在公司,他受老板的气,指望还清父债后辞职。可以说,对父母他是个孝子,对妹妹他是个好哥哥,对公司他是个好职员。变成甲虫,身体越来越差,他还为还清父债担忧,还眷恋家人,甚至为讨父亲欢心,自己艰难地乖乖爬回卧室。这样善良、忠厚而又富有责任感的人,最终被亲人抛弃。格里高尔的悲剧是令人心酸的,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小说用心理描写的方法刻画格里高尔这个人物。格里高尔过去的生活、变甲虫后的思想感情和个性特点,都是通过心理描写表现出来的。

  小说用许多笔墨写了变形后格里高尔悲哀凄苦的内心世界,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但他的心理始终保持着人的状态,他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时的惊慌、忧郁,他考虑家庭经济状况时的焦虑、自责,他遭亲人厌弃后的绝望、痛苦,无不展示了一个善良、忠厚、富有责任感的小人物渴望人的理解和接受的心理。只是这种愿望终于被彻底的绝望所代替,弥漫在人物心头的是无边的孤独、冷漠与悲凉。应该说,《变形记》的内在主线就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心理—情感流动的过程,主人公变成甲虫后的内心感受和心理活动是小说的主体。小说用内心独白、回忆、联想、幻想等手法,去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他不断地回忆、联想过去和今后的事情,不时由于恐惧焦虑、痛苦和绝望而产生幻想、幻觉,并且在自由联想中经常出现时空倒错、逻辑混乱、思维跳跃等,具有一定的意识流特征。

  格里高尔变甲虫后的心理变化大致是这样的。

  1.格里高尔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

  他惊慌、忧郁。他回忆过去的生活,怨恨自己的“累人的差使”,为还清父债而苦干。他清醒地想到起床,赶车上班去。父亲发现他变成大甲虫,露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赶他回卧室。他谦恭地恳求,尽快回屋,免得父亲生气。他忍辱负重,还不忘顺从父亲。

  2.为家庭经济状况焦虑,自我责备。

  格里高尔失业在家,过着甲虫生活,只能爬来爬去。但是,他为家庭经济状况焦虑,还想着给妹妹实现“美梦”。他想着,父亲老了,母亲生病,妹妹还只有17岁。他一听到家人出去做工挣钱,就“羞赧和伤心得浑身燥热”。他“受到了自责和忧愁的压抑”,“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已经开始绕着他旋转起来,便掉下来摔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

  3.受重伤后,被亲人厌弃而绝望,心态走向平和。

  一只苹果砸在背上,身受重伤,格里高尔终于被妹妹厌弃。妹妹一再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格里高尔“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格里高尔异常冷静,他在绝望而又平和的心境中死去。面对变形,面对亲人厌弃,面对死亡,格里高尔惊慌、痛苦、绝望,最终平静地死去。从这一点看,他还是一个清醒、坚强的人。

  格里高尔的人格形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挣钱养家,显示他忠厚、善良而富有责任感的个性,一是争取自由,还清父债而追求时来运转,自由独立,最终在无奈与平和中追求另外一种超脱──死亡。

  格里高尔同家人应该互相热爱,互相帮助。可是,亲人们认为格里高尔不能再养家,把他看做累赘,最终抛弃了他。格里高尔死去,亲人们也不悲痛,反而去郊游。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机器生产和生存竞争的高压下,人被异化为非人,人的本性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人接受不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容纳不了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也是一种象征,象征人的异化,人性异化,人际关系异化。在金钱和私利面前,小说表现了两种异化:格里高尔的异化,人变成甲虫,本性也变了,从挣钱还清父债、争取独立自由变为安于甲虫生活的自轻自贱;以妹妹为代表的亲人异化,亲情变成仇情,善良变成冷酷。小说正是通过表现人的异化来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性的社会本质。

  四、荒诞、变形和写实的艺术手法

  小说描述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世界。“真实”是因为作者用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描写了主人公变形前具体的生活细节和变形后逼真的心理状态,使人感到他所处的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的世界;“荒诞”是因为故事的整体框架是以象征手法构建起来的,这个故事框架──人变成虫的逻辑结构本身是非真实的,它只是用来寄寓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对外部生活的真实模仿。作者不是让人们去接受人变成虫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去体察和领悟其超现实的精神状态和深层心理—情感,去寻求荒诞中的本质。因此,人变成甲虫是人类精神世界遭致扭曲、异化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及其由隔膜所造成的孤独、绝望情感的折射。

  格里高尔一夜间由人变成大甲虫,情节是荒诞的。情节发展,他与家人的冲突,更是荒诞的。甚至有的艺术细节也是荒诞的:一只苹果打在格里高尔的甲背上,陷了进去,一个多月,还烂在甲虫背上。

  在日常生活中,一家人平平淡淡,温情脉脉,矛盾、人性都显示不出来。养家人格里高尔突然变成甲虫,失业了,还成了累赘。这个情节把矛盾激化了,冲突起来,个性、人性都立即显示出来。文学艺术是虚构的艺术,作家大胆想像,虚构出荒诞的情节,推动人物之间的冲突,表现人物的个性。母亲的无奈,父亲的狂怒,妹妹的厌弃,撕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家庭表面温情脉脉的面纱,显示了人际关系的自私、冷漠和残酷,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和弱肉强食、唯利是图的社会本质。

  荒诞、变形的情节为什么在读者的体验、联想中觉得真实可信呢?这是因为作者在整体荒诞的情节中运用了细节真实和心理真实的手法。写甲虫的行动,是符合甲虫的习性的;写甲虫的思想感情,是符合格里高尔这个人的言行逻辑的;写亲人的变化,也是符合社会生活的。这种荒诞、变形的艺术构思和写实的叙述方法的结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使作品荒诞得令人震惊和信服。

  另外,《变形记》还有自身独特的叙述语调。在作品中,卡夫卡的叙述语调平静得近乎冷漠。人变成甲虫,本来是一个凄惨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但作者以不动声色、不动感情、不加议论的平静笔调写出,给人一种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感觉,这不禁更加令人警醒:当可怕变得平庸时,平庸就成为了更加可怕的事实。由此激发读者去思索人的生存现状以及改变这现状的问题。

  ●解题指导

  一、小说所叙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的故事,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文中哪些句子揭示了主人公变形的原因?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是什么使格里高尔这样的小人物失去了人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人变了形。从第一节的叙述,可以分析格里高尔变形的原因。

  1.工作辛苦,饮食低劣,友情淡薄,心里烦恼。小说写道:“我挑上了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长年累月到处奔波。在外面跑买卖比坐办公室做生意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的、低质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

  2.还债的心理压力,受老板的气,使格里高尔生活在重压之下。小说写道:“……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就会走到老板面前,把我的意见一股脑儿全告诉他。……只要等我积攒好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也许还要五六年吧,我就一定把这件事办了。”

  可见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有社会的原因,家庭生活的原因,心理的原因。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引起父亲、母亲、妹妹的变化:

  母亲:可怜儿子,想看看儿子。看见儿子,却昏过去了。求丈夫别伤害儿子。

  父亲:由惊奇而愤恨而狂怒。用手杖赶儿子回屋里去。对儿子扔苹果,追赶儿子。最后同意女儿的意见,把儿子弄走。

  妹妹:开始照顾哥哥,不久厌恶,对着这个怪物,她无法跟这样的动物一起生活。最后把哥哥锁在房里。

  父母亲、妹妹的亲情淡薄,人性扭曲,致使格里高尔绝望而死。

  二、第二、三节中,妹妹、爸爸和妈妈怎样对待格里高尔?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见课文说明“人物和心理描写”。

  三、格里高尔突然变成大甲虫这个情节是荒诞的。明明是荒诞的故事,为什么读者会感到合情合理,富于真实感呢?作者是怎样把握这种“艺术真实”的?它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描写有什么不同?

  见课文说明“荒诞、变形和写实的艺术手法”。

  四、卡夫卡的作品经常描写人物的内心状态和幻象,揭示现代社会中人的深层心理反应。下面是课文中三段人物心理描写,说说这些描写所表现的格里高尔的内心状态及其变化。

  1.不过话说回来,谁知道被解雇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就会走到老板面前,把我的意见一股脑儿全告诉他。他非从斜面桌上掉下来不可!……嗯,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只要等我积攒好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也许还要五六年吧,我就一定把这件事办了。那时候我就会时来运转。不过眼下我必须起床,因为火车五点钟开。

  2.如今,格里高尔和母亲隔开了,由于他的过错母亲也许濒临死亡边缘。那门他不敢开,他生怕会吓跑了必须待在母亲身边的妹妹。除了等待,他现在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受到了自责和忧愁的压抑,他开始爬行起来,他到处爬。他在墙上、家具上和房间天花板上爬,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已经开始绕着他旋转起来,便掉下来摔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

  3.他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在钟楼上的钟敲响凌晨三点之前,他便一直处于这种空洞与平和的沉思状态中。窗户外面的朦胧晨曦他还经历着了。然后他的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下,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

  参考答案:

  1.工作勤奋,有责任感,为还清父债而忍辱负重。有自己的追求,有人生目标,还清父债就辞职,争取“一身轻松”的自由生活。

  2.为不能挣钱养家而忧虑,善良而又温情,眷恋家人。

  3.清醒地了解自己的处境,面对死亡也为家人着想,个性中有坚强的一面。

  ●教学建议

  《变形记》的作者是用荒诞、变形的艺术手法创作的。同学们理解小说反映的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要先让同学们预习,在了解大致情节和人物的基础上再教学。

  一、在课堂上领读重点段落,理解故事情节。

  1.第一部分:了解格里高尔突然变成甲虫后的心情,变成甲虫的原因。初步了解作者虚构的故事情节,在生活中不可能发生,但在艺术作品中是可能的。

  2.第二部分:分析格里高尔对家庭的感情和他的责任感,他的自责心理。

  3.第三部分:妹妹要把哥哥弄走,格里高尔绝望而死。

  二、讨论主人公格里高尔变甲虫后的心理变化,并且对比家人的心理变化。讨论中引导品味关键语句。通过感悟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把握主人公的形象。

  三、抓住理解小说的突破口进行讨论:荒诞的情节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人变成甲虫,是荒诞的,生活中不可能出现;作者使用写实的手法,描写主人公的甲虫习性;更重要的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人际关系,表现了“异化”人的社会现实。在讨论中鉴赏主人公的人性,鉴赏通过荒诞的情节表现生活真实的艺术效果。

  ●有关资料

  一、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汤永宽)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这位中年夭逝的奥地利小说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赢得世人的惊服,与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等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他为数不多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和三部长篇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各种文字,许多作家和文艺评论家竞相探索他那独特的艺术手法,诠释他的创作思想的奥秘,形成一股“卡夫卡热”。他的作品不仅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在大学里被列为最热门的选修课之一。卡夫卡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作家之一”“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而由于卡夫卡作品的风格,体裁总是那么沉重、累赘,气氛总是那么梦魇似的,主题总是那么无法解除的苦痛,这一切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现代文学。他的作品被视为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以来的存在主义思想体系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他的揭示现实的荒诞、非理性和自我存在的徒然无望、苦痛、孤独感,以及他所运用的艺术手法,激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兴起的“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和在美国出现的“黑色幽默”小说等文学流派。

  卡夫卡的一生,平凡而短暂。他于1883年7月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兄妹四人,他是长子。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犹太籍百货批发商人,专横、粗暴,是家庭中的一个“暴君”。卡夫卡中学毕业后,一度学过文学和医学,但不久迫于父命,不得已进布拉格(一部分时间在慕尼黑)德语大学攻读法律,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法院实习一年,后即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工作,自1908年起直到1922年因病重而离职为止,始终在一个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所任职。平生足迹也只到过邻近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一些城市。卡夫卡自1917年开始咯血,从此患结核症,身体羸弱,1922年病重不支,离职疗养,至1924年6月病逝于维也纳郊外的基尔林疗养院,6月11日葬于布拉格斯特拉施尼茨犹太公墓,只活了短短41岁。他曾三次订婚(两次与菲利斯·鲍尔,另一次是与尤丽耶·沃尔采克)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只是在他去世前半年,与一位名叫多拉·迪曼特,他的希伯莱语女教师,以同居方式一起生活,陪伴着他直至离开人世。

  卡夫卡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他自幼喜爱文学,阅读和研究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克尔凯郭尔及达尔文等人的文学和哲学着作。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并常与同学、挚友马克斯·布洛德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1908年就业,至1922年因病重离职疗养,十多年间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数十篇短篇小说,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日记、书信,不下几百万言。作为一个长期患病而又有固定职业的人来说,卡夫卡无疑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我的作息是这样的(他给他的未婚妻菲丽斯·鲍尔的信中写道──编者注):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或两点半在所里工作,接着午餐至三点或三点半,午餐后上床睡觉(往往只是企图而已……)到七点半,然后在窗口赤身做十分钟体操,接着独自散步一小时,接着和家人一起晚餐,接着在十点半(但常常要到十一点半)我坐下写作,视我的气力、意愿和运气而定,继续写到深夜一点、两点或三点,有一次甚至写到早晨六点钟。然后又是做体操,当然避免做得太吃力,然后洗澡,接着,往往怀着心头微微的隐痛和胃壁痉挛上床睡觉……但是睡不着。所以毫不奇怪,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刚刚剩下那一点点气力使我能开始工作。”

  卡夫卡于1909年开始发表作品,1915年因短篇小说《司炉工》获冯塔纳德国文学奖金。卡夫卡生前只发表过一个短篇集。他的引起世界瞩目的短篇小说如《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中国长城》《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猎人格拉克斯》《饥饿艺术家》《狗的探索》《地洞》《歌手约瑟芬,或耗子之流》以及长篇小说如《审判》和《城堡》等,除极少数短篇(如《变形记》《判决》《在流放地》《中国长城》《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外,都是在他死后由挚友马克斯·布洛德编辑出版的,而三部长篇小说(包括《美国》)则都是未竟之作。卡夫卡曾给马克斯·布洛德留下遗嘱:“……凡是我遗物中的一切稿件(即书箱里的、衣柜里的、写字台里的、家里和办公室里的,以及不论弄到什么地方去的,只要你发现到的),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我自己的信件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后世的读者无疑应该感谢马克斯·布洛德,他没有执行这份偏激的遗嘱,相反怀着珍爱的感情,不仅保存并搜集了所有文稿,而且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部作品以及日记和书信,使这位现代伟大文学家的真实而奇谲的艺术画卷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传之久远。

  然而,弗兰茨·卡夫卡的寓意深邃、富于独创性的小说创作,在作者在世时没有被读者所理解和赏识。直到卡夫卡死后六年,欧洲国家和美国才开始介绍他的《城堡》,又过了七年即1937年,《审判》在美国出现时,人们感兴趣的主要是显而易见的不可思议和迷惑性,而不是作品内在的意义、结构和基本主题。读者受到强烈的震憾,而不能信服他的创作的重要价值。但是自此以后,他的独特而强有力的感受力已经注入20世纪文学的血液。他在许多语言文字中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研究的学科。作为一位“关注人类生存的最终结构,在革新创作方法上具有非凡独创性的艺术家”已为世界所公认。

  卡夫卡作为一位叙事大师,他的叙述微妙、明晰、蕴藉、讥讽但又具有传统的风格。他善于把“可以识别的与神秘的”“极度主观的内容与严格客观的形式”“对实在世界忠实准确的描绘与将实在世界加以梦般的、魔幻的分解糅合在一个框架之内”。这样把相互矛盾的两者结合起来,卡夫卡在小说创作艺术的领域内引起了新的突变。在《变形记》里,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甲虫: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条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作者具体而细致地描叙格里高尔变成一只甲虫后的生活,这一变故对他的父母和妹妹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此作出各自不同的反应,使这一“荒诞”的内容在读者心目中具有了真实性和可信度。

  (选自《卡夫卡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二、对卡夫卡作品的四种看法

  综合国内外对卡夫卡作品各不相同的意见,我们可以粗略地把它们分为下列几类:

  第一类从神学观点出发,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将宗教的题材具体化了,描写了人的罪孽和神的宽宥。这类分析典型的代表当推布洛德。他认为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是在寻求“与上帝恩惠的结合”;认为《审判》和《城堡》按犹太教教义表现了神的两种现身的形式:法庭和宽恕。托马斯·曼也认为卡夫卡是“宗教幽默作家”。直至今天,仍有人认为卡夫卡的作品表达了东欧犹太人“虔诚”教派的世界观。

  第二类是存在主义的分析。推动这一分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卡夫卡研读过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着作并深受其影响;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都视卡夫卡为先行者;存在主义哲学以人存在的本质为中心,将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存在的本身和存在的意义两点上去。这些观点确实和卡夫卡的作品有不谋而合之处。卡夫卡的作品描写了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孤独和恐惧;他认为事物的发展纯粹取决于偶然性,人无法预测未来。他的晚期作品《狗的研究》被认为是借狗喻人,揭示了人的生存意识。

  第三类是侧重于对卡夫卡的作品进行社会分析,侧重于研究卡夫卡所处时代的特征:帝国主义的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崛起;侧重于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卡夫卡的社会地位,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小人物走投无路的绝望境地,表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被异化的骇人画面,暴露了统治阶级、官僚机构的腐败实质。

  第四类则是从卡夫卡的生平和心理入手。认为他的作品既然是他内心生活的反映,就一定可以在他的实际经历和内心活动中找到与书中的描绘相对应的事实,从而得到解开其作品意义之谜的钥匙。这一类的分析特别重视卡夫卡父子间的矛盾和冲突,以此为主线去解释卡夫卡的作品,认为完美的例子当推《判决》和《变形记》。然而据卡夫卡亲人后裔的回忆,卡夫卡的父亲并非是一个专横暴戾的父权的典型,所以有人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如《致父亲的信》其实是卡夫卡极敏感、极脆弱的病态心理的写照。卡夫卡1920年有过精神崩溃,所以他的作品,特别是晚期作品晦涩难懂,近于梦呓,多反论悖论,按正常的逻辑往往难以理解。

  随着卡夫卡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第一,对卡夫卡的任何一种解释只能是在局部上讲得通,在全部着作的范围内则往往难以自圆其说;任何一种解释一面促进了对卡夫卡的“理解”,一面又孕育了见木不见林的危险,以局部代全体,以主观代客观,反而曲解了卡夫卡。第二,无论从神学、哲学还是社会学、心理学出发来解释卡夫卡,其实目光都只是局限于作者、作品以及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对作品即文本、读者以及文本在读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随着文本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的兴起和发展,大致上从60年代起对卡夫卡的研究有了新的方向。

  卡夫卡叙述手法的特点,是叙述者与主人公合而为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只能通过主人公的感官才能获得信息,再也没有旁观的叙述者出场来向读者解释情节发展的前因后果。从这一点上讲,卡夫卡和法国的普鲁斯特(他打破了叙述的时间顺序)以及爱尔兰的乔伊斯(他采用了独白形式的意识流手法)一起改革了传统的叙述艺术。

  先分析作品对读者的召唤结构。第一,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慢慢消失了,读者和主人公之间一开始就建立起直接的交流;第二,卡夫卡的作品往往超越时空的限制,与客观世界没有特殊的关系,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他的作品中都没有直接的反映,这样给读者的想像力留下了纵横驰骋的活动余地;第三,卡夫卡的语言像日常生活用语,简单而生动,又像法律用语,严密而精确。他对事物过程的描述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冷静而且细致;解释事务的因果关系逻辑严谨,推理缜密,无懈可击,读者难以摆脱作者的逻辑;第四,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非现实主义的内容,一场幻想过分地逼真便成了一场噩梦;第五,他的作品具有多层次交叉在一起的多元结构,按一种结构往往难以读通全文,即使读通,比照其他作品又往往读不通,这样就迫使读者去重读卡夫卡的全部着作,去不断寻找新的结构。每一次都要推翻前一次的推测,每一次都要从零开始。

  评论界对卡夫卡历来褒贬不一,有人视之为珍宝,有人斥之为“无聊透顶”;既遭到纳粹的明令查禁,又享有战后哲学界的热烈推崇;有人将他贬为“资产阶级的颓废派”,有人则褒奖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黑暗。卡夫卡的艺术成就正在于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产生多元内容的潜力,在作品和读者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间,通过卡夫卡,读者得以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表达自己的工具。卡夫卡对中国的文化怀有特殊的兴趣,当代德语作家卡奈蒂就称卡夫卡为“西方惟一中国式的作家”。

  卡夫卡钻研过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着作,对于中国文学,卡夫卡的兴趣主要在诗歌上,他喜欢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作品。

  (选自张玉书主编《20世纪欧美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三、《变形记》的艺术特色

  《变形记》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卡夫卡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也就是金钱、机器、生产方式操纵了“人”,把“人”变成“物”的奴隶,使人最终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卡夫卡的《变形记》则把这种常见的现象典型化了。作者描写的格里高尔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通过变形这样的象征手法,揭示的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普遍真理,即人创造的物,作为异化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它们操纵着人,把人变成奴隶。人成了不能支配自己的奴隶,也就是“非人”了。不能支配自己的“非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两样?这样说来,变成甲虫不也很自然了?把虚幻的离奇荒诞现象和现实的本质真实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真正的“卡夫卡式”的小说。此外,卡夫卡还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甲虫后的思想活动和所遭受的冷遇,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灾难感和人的孤独感。人变成了“非人”,不能自已后,就再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无从猜测的灾难都随时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格里高尔的遭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受害者的缩影。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也被暴露无遗。以前,他是主要养家之人。这时,他的亲人为之着急的不是骨肉之情,而是因为他不再能为家里挣钱,甚至成了他们的“家丑”和“家庭负担”了。因此,到最后,谁也不同情他、怜悯他,要把他“弄出去”。他被遗弃在黑暗中,杂乱的家具堆中,没人清扫的房子里。他便在孤独中悄然死去。他的死亡,倒使家里人如释重负,得以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酷的金钱关系。

  《变形记》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成功地把虚幻和现实结合起来了。“现实”和“虚幻”是构成“卡夫卡式”小说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没有交待任何原因,格里高尔清早一起来就变成一只甲虫,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虚幻的怪事了。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有的。而并没学什么法术的格里高尔,对自己的变形似乎早有准备,几乎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异和惶恐。就像他只是患了头痛脑热一样。整个过程中,他只说了一句:“我出了什么事啦?”尔后,他又像正常人似的想他的差事,想着他五点钟要去赶火车。以后整个的作品几乎就是沿着他与差事这条线索展开的。卡夫卡写格里高尔变形,并不是在他如何变形,为什么变形上着笔,而是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周围环境。格里高尔变形了,而环境却毫无变化;还是那个“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的房间;衣料样品照旧摊放在桌子上;他最近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那幅画像仍然挂在墙上。此外,小说完全没有浪漫主义惯用的那种浮华的语句,语言十分平淡无奇,既没有富于感情色彩的修饰语,也回避了专门的艺术描写手段。作者只是用平稳的语调,像新闻报道一样冷静客观,不动声色地说明情况和记叙过程,不发表任何评价。

  当家里人因叫不开门在外面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当他的声音里“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出来”的时候,他似乎没事儿似的,认为“仅仅是重感冒的征兆”,是“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而整篇小说里,作者几乎一直是用这样的笔调,用这样的态度来叙述格里高尔变形后发生的一切,使小说中虚幻的梦境,难以置信的幻象跟日常生活场面,街头即景等具有了相同的意义,其间没有根本的对立,没有明显的过渡,甚至泯灭了界限,完全结合成一个整体了。在这里,虚幻中有现实,现实里可见到虚幻,幻象变成了“现实的”“物质的”,看得见、摸得着,与现实难解难分了。人异化成甲虫,这应该是荒诞的了,但经过卡夫卡高超的处理后,好像是必然的,极普遍的,不足为奇的事情了。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妙不可言的效果,除了上述语言上的技巧外,还抓住了社会现象,即从生理上看,人变成甲虫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但从社会现象来看,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一旦失去了谋生的能力、手段、资本和机会,就无异于一只甲虫。何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异化成非人,早已司空见惯呢!因此,作者把普遍的社会现象升华为生活的哲理、数学的原理、语言的句型。而这“升华”也是把“卡夫卡式”艺术大厦中的两块“砖”──现实和虚幻──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种黏合剂。

  化奇异为平凡,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让荒谬悖理与合情入理、虚幻与现实这两类对立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展现出一幅神秘的、魔幻的、梦魇般的非现实的、好像又是现实中处处可以见到的画图,这就是《变形记》的根本的艺术特色,也即是“卡夫卡式”特色的核心。

  (摘自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四、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悖谬”和真实性

  我国读者在接触卡夫卡的作品的时候,还涉及另一个哲学命题:“异化”。“异化”的概念首先出现在19世纪德国的一些思想巨人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的着作中。马克思在批判地消化了前两位哲人的观点以后,沿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思路对这一概念作过如下的概括:“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显然,这些新的哲学概念的创始人,已经注意到社会化的机器生产的出现给人的生存造成的威胁:他们由对生产体系的支配地位变成了被支配地位。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兴起以后,“异化”概念的内涵大为伸延,仿佛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努力都在向自身利益和愿望的反面转化,从而导致人的生存陷入更为全面、深刻的危机和困境,不仅表现在人与客观世界(社会的、自然的)的关系日趋异常和对立,而且人的主观世界也发生疑问,又面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困惑,仿佛古人镌刻在古希腊神庙墙上的那句铭语“认识你自己”又复活了!

  哲学与文学“嫁接”,总要发生一些变异。“异化”思潮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各种面貌,概括起来看,表现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要么人不接受世界,要么世界不接受人;表现在人的自身矛盾中,是人的自我失落与迷惘。现代心理学,尤其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在这当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为“寻找自我”扩充了一条重要渠道。卡夫卡在理论上对“异化”没有发表过什么看法,甚至连“异化”这个词也很少使用;偶尔见到,那都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它,而是作“疏远”解释。然而卡夫卡的作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所显现的世界,正是哲学家们想阐述的“异化”世界:作品中人的那种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放逐感、压抑感;客观世界的那种障碍重重的“黏滞”性,那种无处不在的威权的可怖性,那种捉弄人的生命的“法”的滑稽性,那种屠害同类的凶残性……正是哲学家们想描绘而不能的令人沮丧的世界。至少它在萨特那里引起强烈共鸣,无怪乎卡夫卡成为萨特笔下提得最多的作家之一。

  在“审察世界”,或者说在揭示人类生存的“异化”现象的时候,卡夫卡常常是从日常生活入手的,他正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提出怪异事件来,让大家惊诧,发现自己平时忽视了什么,好比一个魔术师突然从观众席中钓出一条鱼来,这时人们才恍悟:身边有鱼怎么没有注意呢?!当然,卡夫卡使用了一种艺术手法,一种“间离”技巧,或曰“陌生化手段”,借以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启悟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洞察现实,进而向人们提供一条思路,认清自己的可虑的境况。生活往往由于太熟悉而不能看清它,所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乃至理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所做的,无非是把人们从“当局者”推到“旁观者”地位,为此他常常借助于动物题材以增加他的“推”力。动物没有被文明化、社会化,它们不懂得什么伦理、道德、宗教、法律等种种社会规范,与原始阶段的人类较近似。卡夫卡在观察和表现人类社会“异化”现象的时候,总想追溯人类久远的生存状貌,唤回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被遗忘了的记忆,以启悟我们明白今天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他认为动物没有累赘,通过动物更容易达到上述目的。因此他那些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都不是童话,也不是适合于儿童阅读的寓言,而是思想深奥的譬喻性小说,因而那些动物主人公,不论是较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是哺乳动物还是昆虫,都是人格化的化身。

  卡夫卡的思维特点乃至创作特点都与一个哲学术语有关,这个哲学术语就是“悖谬”。悖谬,一个事物两条逻辑线的相互矛盾与抵消。这在卡夫卡那里,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种美学特征或艺术方法。这是一个关键性术语,不了解这个术语的含义,就很难理解卡夫卡的作品。在他的随笔或笔记里,常常有这样的描写:看见一个熟悉的姑娘,但又说不认识她;一个阳光灿烂、游船如梭的地方,他描写得很详细,但最后却说没有见过它;《法的门前》的门警不让那位乡下人进去,却又说这门只是为他而开的;当约瑟夫·K(《诉讼》主人公)被宣布逮捕时,他是那样激昂慷慨,为洗清自己的罪名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但最后被提出去处决时,他却毫无反抗,态度平静,仿佛罪有应得──在这部小说里,显然有两层意思:在形而下即现实的法庭上他是无罪的,(他犯什么法!)但在形而上即真理或道义的法庭上他又是有罪的;(因为他作为银行襄理也无视过平民的求告。)这种悖谬思维甚至也贯彻于他的生活原则:他那么渴望婚姻和家庭,却数次订婚又解约;他视写作为生命,最后又要把他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他几乎一生都与父亲不和,曾写了那么长的信(三万五千字)谴责父亲“专制有如暴君”,最后却又对父亲表示同情,以致那封信交都没有交出去;他分明说,他生就的只有弱点,以致任何障碍都能把他摧毁(很像是),但别的场合又不止一次地说,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确实是);……他似乎总是在不停地建构,又在不停地解构。他到底是谁?自己都表示怀疑。

  但当卡夫卡把这种思维特点作为艺术表现方法加以运用时,却构成一种绝妙的审美情趣。《饥饿艺术家》中那位主人公以饥饿作为表演手段并作为艺术追求,他饿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的艺术成就越高,他一心要把他的艺术推向顶峰,这就构成悖谬:他的艺术达到顶峰之日,即是他的肉体消亡之时。小说中另一个悖谬结构是:饥饿艺术家死后,他表演时所呆的那只铁笼子里代之而来的是一只年轻的小豹,它响亮的吼叫表明它“浑身上下直到每个牙缝都充满了力”。于是,在这只铁笼子里,一个奄奄一息的虚弱的生命消失了,一个血气方刚的强壮的生命出现了。仿佛后者是前者的“涅”──多么有意思的新陈代谢!再看《城堡》主人公K,他为在城堡(官府所在地)管辖下的村子里取得一个临时户口,奋斗终生而不得,最后临死时,当他不需要这个户口时,却又给他了!你看,一个求之而不得,一个想要又扑空!上一段举的关于他的思维方法的例子,都可以从审美角度去欣赏。如果把诸如此类的地方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卡夫卡笔下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忽明忽暗,似有若无,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若即若离──处于不断的来回滑动或摆荡之中。

  在《城堡》的另一个稿本的头一章里,主人公K在一家旅馆要求一位女招待帮助他,说他要完成一件紧要任务,为此他必须把其他一切不利于这一任务完成的东西“都要残酷地镇压下去”。

  这个紧要任务就是前面提及的,他要把世界“重新审查一遍”。这可以说是卡夫卡的终身使命,是他创作的总宗旨。自从他在文学上初露锋芒(1912年),直到去世,始终都在身体力行。时间对他是最宝贵的,工伤保险公司的那个饭碗成为他最大的苦恼,他曾要求父亲资助他两年,以便暂时离开这个职业,以专心于创作,可惜为商的父亲没有这个眼光,未予答应。他只能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为此他恨不得弃绝一切与亲友的往来和社交活动,躲在一个地下室的角落里,除了吃饭,都用来写作。他睡眠很糟糕,失眠还得写作,常忍着头痛。他不愧是个“多情的种子”,先后爱过好几个女子。他也渴望有个家庭,有孩子,为此先后和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但最后都解约了!除了最后一次迫于父亲的反对,前两次都是自己考虑的结果。为什么?笔者研究过他的日记,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文学。他把写作视为“最大的幸福”,实际上把最大的爱献给文学了,他和文学结下了“姻缘”,有排他性了。一切有碍于这一“姻缘”的,都要受到“残酷的镇压”。“残酷”,这里是痛苦的代词。和菲莉斯的马拉松式的“结婚准备”扯拉了五年之久,婚约订了又吹,吹了又订,说明他是多么矛盾,这个决心是多么难下,最后还是吹了,是经过多长的精神折磨的结果!不难想像,这个“残酷”的决定,使他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他自己最清楚,“肺病是菲莉斯”,是“镇压”婚姻欲望造成的后果。

  问题不仅在于他如何挚爱文学,还在于他对文学要求之高。晚年毁稿之念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这一点他通过晚年的两篇重要小说,即前面提到的《饥饿艺术家》和《歌女约瑟芬》表达得尤为强烈而清楚:前者主人公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后者主人公为了在艺术上“拿到最高处的桂冠”,把身上不利于自己歌唱(即艺术)的一切都“榨干”了,以致一阵风吹来都能把她吹倒。这是卡夫卡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这位现代艺术的探险者,仿佛上天降大任于斯,为了文学,他把“一切生之欢乐”都搭上了!这是一个艺术殉难者的形象,41岁的天年为他作了证。过去我们只知道,出于革命信念有人赴汤蹈火,为了科学实验有人不顾安危,自从有了卡夫卡,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艺术革新领域也有人为之献身!

  (摘自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五、卡夫卡小说的艺术特点

  卡夫卡的小说在艺术特点上与19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明显不同,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基本上没有发展变化,也缺乏现实主义作家极为重视的环境描写。作者平铺直叙地在讲述一个内容严肃的故事,语调平淡冷峻,很难碰到绘声绘色的描述。而且,故事本身和人物的遭遇往往虚虚实实,飘忽不定。总之,卡夫卡的小说不讲求故事的明晰性,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环境描写的具体性。小说一般不交代具体的地点,没有确切的时间,也不说明具体的社会背景。所有这些特点都是由小说内容的寓意性而来。卡夫卡的小说是寓言小说,不求社会生活画面的丰富多彩,但求深刻的哲理和寓意包蕴其中。在卡夫卡的感受中,世界是荒诞的、可怖的、令人痛苦和绝望的。世界上的一切都被一种力量巨大的权威所覆盖。这个权威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它使人感到压抑和窒息。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卡夫卡小说中那种滞重、淡漠和沉闷的气氛,和这样的一个世界正相对应。为了更好地显示小说的哲理内涵,更深刻地表现世界的不可理喻,他习惯于采用以下几种艺术表现手段:

  一是象征。卡夫卡常使用象征形象来表达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如《审判》中K的被捕、企图申诉,以及案件的起因与内幕,始终是笼罩在云雾之中。那个法庭更是带有神秘色彩,它的存在模模糊糊,仿佛设在阁楼上,但它却有无限的权力,能决定人的生死命运。它无疑象征着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异己力量。再如《城堡》,小说中那个时隐时现、神秘莫测的城堡,对村民是一直萦绕在脑际的权力巨魔,它就是专制政权官僚机器的象征。城堡就在眼前,但就是走不到那里。这象征着专制统治者与普通人民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是荒诞。这主要是指那些表现在情节与人物行为上出现的违反常情与理性的情况。这里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荒诞因素占有重要地位。《变形记》中人忽然变成甲虫,《致科学院的报告》中猿变成了人,《审判》中K被荒诞地逮捕,又被荒诞地处死,《城堡》中的主人公无论如何也进不了城堡以及《判决》中父亲判决儿子自溺和儿子执行判决等等,都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荒诞手法。所有这些诞妄不经的事,都来源于“世界是荒诞的”这一基本信条。

  三是逆说。荒诞性虽是卡夫卡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他并未止于荒诞。如果再进一步考察,便会发现作家运用的是一种逆说或反论的手法。他所叙述的事情初看起来是荒诞不经和自相矛盾的,但细想一下就会看到其中包含着某种真实性。表面上是“非”,实际上却是“是”,即似非而是。在卡夫卡的创作中用这种手法所写的内容大量存在。如小说《审判》中第九章《在教堂里》的“在法的门前”那一段就是明显的例子。某日,来了个乡下人,要求进法的门里去。但卫士说现在不能允许。乡下人又问,等一等是否可以。卫士说:有可能。但乡下人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人老,生命垂危之际,他问卫士:既然所有的人都向往法,为何这许多年却未见有任何人来要求进去呢?卫士吼道:“这道门是专门为你设下的。”故事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描写,如卫士拿小凳给乡下人坐,和他拉家常,收他的礼物,但就是不放他进去。乡下人老了,却发现了卫士大衣毛领中有跳蚤,等等。乡下人等了一生,直至生命的结束,荒谬之至。但仔细琢磨起来,故事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普通农民要想沐浴法律之光,是难上加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卡夫卡习用的产生似非而是效果的逆说法。

  四是独特的讽刺。卡夫卡的讽刺主要产生于对现实荒诞性的揭示。他的主人公为了正义或辨明真情而奔走,但经常是陷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困境。他越是挣扎,就越陷得深,甚至最后送命了事,如《审判》中的约瑟夫的结局。这里面就蕴含着讽刺。卡夫卡小说中的讽刺意味往往与苦涩的幽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乡村医生》中的医生,本来是出诊治病的,却陷入了荒诞的境地。最后上了年纪的医生,赤裸着身子,冒着严寒,坐着从猪圈中钻出的魔马拉的车,在茫茫的大地上到处游荡。上面提到的《审判》中乡下人想进入法的门而不可得的故事更带有明显的讽刺性。

  五是平淡、拙朴、凝重和冷漠的叙述风格。卡夫卡写的经常是一个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展开的荒诞故事,有时给人一种神秘和阴沉恐怖的感觉。写这种内容,作家当然不可能使用简练明快的语言。卡夫卡小说的语言风格特点是:平淡中透着冷漠,拙朴中透着凝重。这种语言风格与作品内容的朴素无华最相适应,但更主要的,这是卡夫卡作为作家的独特风格。当然,这种风格的形成同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有关。现实生活的残忍,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卡夫卡是体会至深的。这位陷入深深痛苦与困惑之中的作家在创作他的寓言性小说时表现出的这种语言风格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卡夫卡富有独创性的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了现代世界人们所体验的各种痛苦感受,如灾难感、陌生感,特别是恐惧感和无能为力感。卡夫卡先于时人抓住了时代的特征,并且表现得十分深刻,故而被视为开一代文学的宗师和天才。

  卡夫卡的创作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艺术经验已被许多作家所汲取。卡夫卡创作的艺术特征对许多现代主义流派都产生了影响,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新小说、黑色幽默等都把他看成自己流派的开创人或重要代表。这一事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卡夫卡创作的巨大价值。

  卡夫卡对现代社会弊病的批判和对整个人类存在状况的思索和挖掘是深刻的。但也必须看到,他的创作中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悲观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毕竟不能鼓舞人们积极向上并奋起抗争,以改造这个产生荒诞和恐怖的世界。

  (摘自黄晋凯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