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

导航

选择字号:

哈佛大学:处于守势的帝国

 在世界大学里,哈佛拥有无上的财富、权力与荣耀。它不是象牙塔,而是帝国,以知识和思想为权力来源的帝国。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较量与合谋,斗争与妥协,进攻与防守,捍卫精英主义和学术自由。

 

 

哈佛大学校园一角

哈佛学院:贵族与精英
来到剑桥镇,不由得感到自己得一本正经一点。比如,在电梯里遇到当地人,他们会机械性抽搐般咧嘴,闪现两排牙,弹簧般复原,瞬间完成微笑、克制、冷漠、彬彬有礼、绅士范儿。波士顿的英语速度极快,还残存着英式腔调。这样,我也只好绷着点了。幸好哈佛若干年前就不再要求学生西装领带皮鞋了,免了着装烦恼。
或者,是哈佛校园和它周边那些殖民风格或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罗马式的公共大厅和哥特式的教堂,还有爬满常青藤的古老红砖墙,把上了年头的时间凝固成老者的威严感,让我被看不见的先辈和无法描摹的传统摄了魂魄。即使是在哈佛最躁动叛逆的1969年,激进抗议的哈佛学生在占领哈佛主楼后,曾有示威者问,是否要砸掉文理学院院长的办公桌,也立即有人站出来反对:“绝对不行。那可是查尔斯·艾略特先生(100年前的老院长)用过的。”今天,教育日渐被理解为一种消费和服务,大学生也早已不再轻易接受教师的训导。但在哈佛,人总会收敛一点。
在哈佛的十来天里,我常在以哈佛广场为中心发散出的小街上溜达,会有些不经意的符号,泄露出剑桥镇的崇古心理。“剑桥”和“牛津”的街名,就已经够怀旧了。而那些在别的州难觅踪迹的皮鞋修理店、皮革打理店、摆放着焦油肥皂和雪茄的礼品店,总之,老玩意儿,就如地毯的线边一样,暗示着出没于此的一些人的品位与生活方式。
上世纪30年代,当哈佛从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学院变为一所真正的大学时,哈佛本科生院的社会地位很贵族化,它掌握在波士顿的银行家、律师或政治家族手中,不以严肃的学术闻名,而是世俗名利场。当时哈佛的教师很多是社会名流:他们首先是一名绅士,其次是一个教师,最后才可能是一位学者。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新英格兰与纽约,或是住在哈佛“金色海岸”(比如,亚当宿舍楼)豪华公寓里的富家子弟。学院教育是闲人雅客式的,比如学习古典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体验学问的旨趣,熏陶审美和心灵。
即使今天的哈佛已是世俗化的平民精英大学,这一古老的身份仍隐藏在哈佛校园里,不时与你邂逅。有一天,即将结束“大一”的哈佛本科生薛晴(化名)带我们去桑德斯剧场旁边的安纳伯格大厅(AnnenbergHall)吃早餐。我对桑德斯剧场并不陌生:它的图像早已被现代媒体大规模地传播——360度环绕的三层观众台,泛着古旧木头光芒的大厅,已随着迈克尔·桑德尔正义公开课的全球传播被大众所熟悉。但安纳伯格餐厅很低调。我们早到了些,沉沉的木门上贴着标语:非请莫入,请尊重隐私。只有本科生是这里的主人,研究生进不去。一位胖警察把我们挡在门外,直到薛晴来,亮出学生证,我们作为她邀请的客人才得以进去。当9000平方英尺、如哈利·波特魔法学校般宏伟的大厅迎面而来时,我在古老的彩绘玻璃窗和辉煌的吊灯间看到了身份飞舞的幽灵。还有什么比私密性和排他性更能塑造优越感的?
放眼大厅,围成一桌桌的年轻人正在低声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据说新生饭堂里庞杂繁复的派系比高中只多不少,落座何处也事关归属与身份问题。一位哈佛学生在她描述校园生活的《哈佛日记》里如此建议道:“你该自问:我高考考了几分?答案会帮你在饭堂里选个合适的位子:跟体育生(低分的)、机会均等行动计划受益者(低分的)、贵族(低分,但投了大笔赞助费)、学识精英(高分、没赞助),或是亚裔、印度人(几乎满分的)同坐。”在没有固定班级的哈佛学院,食堂与宿舍就是固定的社交场所了。薛晴迅速吃完早饭,留下我们,告辞离开,很匆匆。她说,她赶一门课。她不热衷社交,学习努力,聪明,求知若渴,绝对的学识精英。曾有一位斯坦福教授告诉我,斯坦福人偷着使劲儿,哈佛人却生怕别人觉得他不够忙。我试图跟长桌对面看资料的女孩儿搭讪,她似乎被外人的闯入和意外的即兴冒犯了,说,对不起,我感到不舒服。
到处都不缺乏身份的符号:那些分布在哈佛校园和查尔斯河之间的英格兰古风、以波士顿显赫家族或哈佛校长命名的本科生宿舍楼——新乔治亚风格的洛厄尔楼,维多利亚风格的亚当楼,剑桥牛津建筑翻版的艾略特楼,古典主义的科尔克兰楼等等。这十几栋宿舍楼,百年来早已形成各自的传统:洛厄尔的清晨华尔兹舞会、星期四下午茶、年度戏剧节和春季酒神会;亚当的体育赛事和学生运动,万圣节化装舞会,冬季盛宴和艺术展览;艾略特有“预科生(主要指波士顿和纽约的几所贵族私立高中)楼”名号,社交精英聚集之地,“比哈佛还哈佛”,以冷漠、势利、假知识分子和俱乐部闻名;科尔克兰的文化艺术节,红酒交流会,案例模拟和周日点心会;丹斯特楼则被称为“哈佛保守主义和漠视主义的最后堡垒”。上世纪初,劳伦斯·洛厄尔校长把哈佛学院的教育定义为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在洛厄尔看来,日后投身学术生涯的是少数,不应“将学生紧缩在知识探索的监牢里”,导致为“学术探究”付出“社会代价”。在哈佛,学生宿舍制不是为学术交流,而是为社会交往创立的。
我很想去这些传奇的宿舍楼里看看。从一些电影里窥到过,古旧豪华,单双人间、客厅、沙发、室内卫生间、活动室、庭院,很奢侈。所幸,戏剧票给了我们入场券。4月一个周六的夜晚,我们去洛厄尔楼看《仲夏夜之梦》。为了庆祝宿舍楼75周年,洛厄尔楼管会花了2万美元,用洛厄尔自己的乐团,制作了这台经典剧。从带蓝色圆顶的哥特式钟塔下、中世纪般的石拱门进入,便是宽阔的中庭院落了,草坪四周围合着三四层高的宿舍楼,一水的红砖墙,屋顶阁楼的斜坡上垂直支出来方正的砖砌小天窗。宿舍楼入口的告示栏上,最显眼的是富布莱特奖学金发动申请的号召,贴满了奖学金生在泰国、中国、印度、巴西的异国照——哈佛全球化战略的成果。舞台设在平日的宿舍楼餐厅里。移走了餐桌,硕大的空间能搭建两层的舞台布景,还能放下乐池和大约300张观众椅。座无虚席,前排是贵宾。美妙的歌剧把观众渐渐带入图书馆,然后带入森林,最终带入梦境。这是一场精致的表演,连每个角色出场都很精心,伴着诠释他性格特征的音乐。一想到我是在观看一场大学宿舍出品的戏剧,而不是坐在国家歌剧院里,便对哈佛的“一流”有所感悟。
歌剧结束,从洛厄尔楼出来,与一排鱼贯而入的女生在拱廊里擦肩而过。白天青春气的哈佛在夜幕里换了妆容:长发盘起来,素面描画得妩媚,规矩的羽绒服换成时装外套,膝盖以下露出裙摆和丝袜,高跟鞋踢踏,夜色荡漾。我想起电影《社交网络》里坐着“老男孩”贵族俱乐部的大巴车,受邀而至的美女,在“终极俱乐部”的私有楼宅前翩然鱼贯而入。洛厄尔楼出来几步路,就是八大“终极俱乐部”之一的“飞行俱乐部”。周六,正是聚会时间。美国国旗在罗马式门廊外飘扬,室内歌舞升平,大门掩着,私家护卫站在门廊台阶上。我仿佛已经嗅到了里面酒精与激素的气味。哈佛校方曾试图把这些私产收购了,最终没搞定,禁酒令也没法执行。
“烤猪”、“蜜蜂”、“凤凰”、“德尔菲”、“猫头鹰”,这些钟爱动物名的俱乐部,是哈佛学院的贵族社交圈:男性,出身世家,有权,富裕,人脉深广,排外,私密。它们是顶级名利场。被相中的高年级学生会被“拍肩膀”,经过筛选,新会员会收到古希腊或拉丁古文封印的手写邀请函。哈佛毕业的美国保守派作家罗斯·道特哈特(RossGregoryDouthat)在他的回忆录《特权:哈佛与统治阶级的教育》中写道,这些俱乐部奉行严格的贵族等级秩序,“非会员男性被分流到地下室里,喝桶装啤酒,竞争派对上外貌相对差一些的女性。但若是‘猫头鹰’、‘蜜蜂’、‘飞行’的盛大节日派对,连最有魅力的姑娘都得争宠了”。
现代哈佛,最初那批崛起的知识精英也在这些俱乐部里获得了地位,比如“烤猪”里的保罗·尼采家族。当初是他们,把一批有学识的年轻人带入了国家的贵族权力圈,从此为各阶层智识上卓越的精英开辟了成为统治阶层的通道。今天,终极俱乐部的成员更加多样,家族背景从曼哈顿上西区的“老钱”、犹太律师、非裔新贵、大使子女、印度医生、亚洲大腕儿,到王室后代,不一而足,成为全球统治阶级的青年社交圈。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未能进“烤猪”俱乐部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连亚兰·索尔金也忍不住把天才马克·扎克伯格创立Facebook的动机之一编设为想进“烤猪”和“凤凰”。大约80年前,哈佛校长詹姆斯·布赖恩·柯南特决定根据个人天赋,而不再是出身来选拔哈佛学生。哈佛由此创造了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拥有智力天赋和创造力的年轻人从此得以与拥有财富、权力及人脉的社会贵族阶层分享权力。无论是精英还是贵族,对雄心勃勃的哈佛本科生来说,加入那些象征着社会上层的隐形俱乐部,是大学里的终极成就。
分数贬值:象牙塔内外
对哈佛人来说,课堂意味着什么?
在离哈佛校园不远的一栋小楼里,我见到哈佛《深红报》的主席罗伯特·萨缪尔斯(RobertSamuels),有绅士范儿的帅小伙。这份历史悠久的报纸是哈佛最重要的记录者,任何版本的哈佛史都会引用它。这幢产权归报社所有的三层独栋,财政上独立于校方。在第二层的编辑室里,萨缪尔斯指给我看墙上排成一圈的肖像漫画,那是历届《深红报》美编的作品,人物是每一任的主席。他不动声色地指着其中一幅说:“那是我,旁边那幅是我哥哥。”我环顾一圈,认出其中一张熟悉的肖像,富兰克林·罗斯福。
萨缪尔斯在一楼的办公室很宽敞,老板桌、高背大皮椅,墙上贴着《深红报》创刊号的海报。他把午饭打包回来的饭盒放进冰箱,沙发上还扔着一箱可乐。他说,他有时吃睡都在办公室。我问他一个星期花多少小时在“深红”,他的回答让我吃惊:80~100个小时!也就是说,“深红”就是他没日没夜的大学生活。除了报道哈佛体育新闻,他对《深红报》的管理和经营负责。编辑兼总裁朱莉·赵兹莫(JulieZauzmer)向我确认,“深红”的管理层基本都要付出这么多时间。
我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完成学业。朱莉告诉我,在她的大学生活里,“深红”比课堂重要。她第一学期的成绩很优秀,改变她大学生活轨迹的,是2009年发生在科尔克兰宿舍楼的一起枪击案,“毒品,谋杀,性,所有戏剧的元素,复杂的故事”。她不仅报道了这起枪击案,而且全程跟踪了对谋杀嫌疑人的审讯。“每天早晨9点到下午16点,三个星期,来回一个半小时公交车,逃了很多课。”但整个审讯过程让她感到有趣和好奇。“直到今天我仍觉得,最后被判一级谋杀的那个人,并不是三个嫌疑犯中扣动扳机的那个人。法律和技术上的严格程序与常识的判断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偏差?”她无法抑制深入调查这件事的冲动,她说,“那时,我意识到,我想当个记者。”
不久,即将轰动美国的亚当·惠勒造假案开始浮出水面。惠勒是转校来哈佛的本科生,被曝申请时的成绩单、推荐信、论文等全是伪造和抄袭。《深红报》让朱莉写一篇封面报道,她花了很多时间深入调查,最后出版了一本书。朱莉说,她本想在完成这些报道后就回到课堂,“但转身时发现,两年已经过去”。
我问朱莉,在遇到报道中的问题时——比如法庭审判中的法律程序问题,采访和写作中的技术问题等等,她会向谁求教。她说:“‘深红’是我的课堂,它聚集了一群从美国最牛的私立预备学校校报出来的编辑,他们教会了我很多。”她还会给波士顿地区的律师、记者打电话,给哈佛校友写信,向他们询问专业上的问题。我问她,是否向教授咨询问题。她说:“很难想象会向他们咨询问题。我会采访他们,他们是我的消息源,但哈佛没有新闻系。”
今年夏天,立志成为记者的朱莉获得了在《华盛顿邮报》实习的机会。她并不特别需要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她的职业生涯正在展开。而萨缪尔斯告诉我,他打算进入咨询行业。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咨询业,是哈佛本科毕业生的首选去向,因为它们最赚钱。从哈佛辍学的马克·扎克伯格去了硅谷,要不然哈佛毕业生又多了个新去处。
如果我们的聊天能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我最想与萨缪尔斯和朱莉分享的哈佛见闻,也许是课堂的精彩。
一个周三的下午,我跟随徐渊(化名)走进费正清中心地下一楼的多层环形教室。这种空间呈漏斗状的教室专门用于案例教学,便于讨论:讲台就像四面环山的盆地底部,多排座位自下而上变得开阔,可容纳60人,每个座位上都贴着学生的名字。徐渊是哈佛非洲研究系的博士生,这是他到哈佛的第三个年头。来到哈佛前,他拿到了早稻田的博士学位。作为研究型大学,哈佛教授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发论文上,讲课之外的教学事务都由博士生助教来做。这是哈佛独特的助教制度,向研究而不是教育倾斜。徐渊是文理学院前院长、知名汉学学者柯伟林(WilliamKirby)的助教。柯伟林这学期上一门叫“在中国做生意”的课,第一次把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用于本科生课程。
今天柯伟林讲的是鲁冠球的万向集团。与所有哈佛课程一样,学生来到教室前,早已应该读过了课前资料,几十页不等,老师则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不停抛出一环扣一环的问题。
“公社农机厂是哪一年创立的?”
“中国处于什么历史时期?”
“‘文革’时期为什么可以集资建厂?”
“那时对它生产的零部件万向节有需求吗?”
“他是怎么卖出去的?”
“为什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会找到他?”
“企业的关键岗位有什么重大的人事变动?”
“家族为什么对中国企业很重要?”
…………
没有哪个问题抛出后,没有人接招,有些手几乎一直在举。有些回答偏了,柯伟林稍加点拨,就会得到修正。1个半小时,20至30个问题在空中来回抛接,极少落地。徐渊坐在后面,记录每个学生的表现。快到下课时,万向集团已分析透彻,柯伟林播放了一张他与鲁冠球在万向集团大楼前的合影。柯伟林做中国研究,就与中国建立很深的联系,这也是哈佛文科教授的共同点。哈佛学生在课堂上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很多是鲜活的一手材料。我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旁听了一节关于美国政治的小型讨论课。授课人是CNN的知名政治记者约翰·金(JohnKing),开场发言的是前驻华大使、犹他州州长洪博培,通过Skype视频客串的是佛罗里达共和党战略策划师。哈佛的课堂是观看真实世界舞台剧的贵宾席。
柯伟林的课结束后,徐渊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给几个学生答疑。他还负责给他们的论文和考试评分。
我还记得一个阳光的午后,在他的公寓里,他从盯了很久的电脑前起身走进客厅,木地板在脚下轻轻地嘎吱作响。他在窗户边可以前后轻轻晃动的沙发上坐下,两手交叉放在腹前,闭上眼,轻声叹了口气。他告诉我,他正在给本科生改作业,突然感到有些沮丧:“他们为什么比我写得还好?”我理解他那声轻叹的含义。哈佛梦实现了,有时却难免自我怀疑。对于一个将以学术为业,并为之付出多年时间的人来说,在智力和学识上受到挑战,无疑是消磨自信的打击,更何况,挑战者是并无学术志向的、在学术营盘里摸爬滚打一番后就会奔向现实世界的年轻本科生。
徐渊有时会在看书间歇的时候研究一会儿美股,有时和朋友谈论一下经济形势,看看有什么理财之道。去年他在剑桥镇买了间公寓,最近升了值,他感到满意。马克斯·韦伯和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洪堡式大学已成为过去。走在通往哈佛的林荫小径上,徐渊有时会愉悦地畅想,毕业后在离家很近的那所不知名的学院谋个教职,未来,在波士顿的郊区买个别墅。对平民精英来说,这是个理所当然的、美好的生活梦想。他对学术有真诚的热情,但也必须生活于现实世界。
在接连出现几篇漂亮的本科生论文和连着给出几个“A”后,他有疑惑:如果无法保证智识上的绝对优越和不可替代,精英如何用唯一的资源——知识,与象牙塔外的社会权力平等地交换?进一步的困惑是,现在,当下,以学术为业,特别是以人文领域的学术为业,价值多大?更进一步的追问则让人忧心忡忡:大学作为庇护精英的知识机构,还能抗衡外部世界贵族式权力的侵蚀吗?象牙塔的堡垒最终会被攻破吗?如果那些并不把学术太当回事儿的本科生只能得B,甚至C,危机就不会发生,学位的门槛仍能阻挡现实世界的攻势。但悖论是,如果本科生院的学识水平未能逐年提高,大学作为知识传承和推进的机构,难道不是无能吗?而且,哈佛不是号称自己招收的是最聪明、最具学术潜力的学生吗?更何况,谁愿意花高昂的学费,来一个知识机构购买糟糕的成绩单呢?
“深红”本科生与徐博士的对峙,让我想起了哈佛旷日持久的关于“分数贬值”的争论。
2001年夏天,《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哈佛静悄悄的秘密:分数贬值》。2001年6月毕业的那届本科生,91%获得了“毕业荣誉”,而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比例还不到40%。媒体评论说,“哈佛荣誉学位沦落至中等水平”。其中,贬值最厉害的是人文学科,分数超过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生的成绩。而在理工科为主的麻省理工,却没有分数贬值问题。从此,哈佛开始了无休止的分数争论。
为什么“分数贬值”引人关注?从大学之外的世界来看,它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简单追溯到80多年前的柯南特校长时代。
柯南特当校长时,哈佛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大学。学生拿一个“绅士C”的学分就行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未来取决于家族财富与人脉,与学分高低关系不大,大学不过是个确认贵族地位的橡皮图章。柯南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波士顿人,也不来自显赫家庭,他是位有天赋的化学家,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科学家的地位。他就任时,还向前任校长、上层家庭出身的洛厄尔问自己的薪水。洛厄尔说,不知道,我都是把这笔钱用来补贴学校的。当时有哈佛校友八卦,柯南特的日子不太好过,洛厄尔留下偌大的校长楼,他的旧家具只填得满三间屋。
但柯南特很有远见。他第一次确切地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好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并未像他的同辈大学校长那样,仅仅是保护传统,而是试图建立一所前所未有的“精英型”大学。柯南特的“精英”与我们的“贤人”很相似,指那些在学识、能力、性格和道德上卓越的人,而无论其出身。这在哈佛历史上是革命性的。哈佛教育学院老院长、教育史家帕特西亚·格雷厄姆(PatriciaGraham)告诉我,柯南特相信,有天赋的人平均分配在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不仅是新英格兰,也包括中西部各州;不仅是私立预备学校,也包括公立学校。而天赋与教育资源之间的不匹配,往往是经济和地理障碍造成的。如果大学的使命是推进知识进步,那就要把这些有天赋的人吸纳进来。

推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