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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好汉一见“宋江”都惊呼“原来是宋公明哥哥”?

 


文 | 王晓晖

作者投稿,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自20世纪80年代起,“四大名著”陆续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每一部大剧的播出,都会在人群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亲炙名著、品读经典的热潮,剧中鲜活的人物形象成为当时亿万观众心中一抹挥之不去的亮彩。

 

数十年后,新版《红楼梦》的华丽登场、新《三国》的战马啸啸都以新鲜的视角和大胆的改编引起观众的广泛关注,而斥资1.2亿元的新《水浒传》更使得各大卫视荧屏竞相热播、烽烟再起。因而,正确认识有宋一代之基层政治制度背景,对于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层累式”成书的《水浒传》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徽宗一朝的宋代,皇帝轻浮堕落,庙堂谗佞盈朝,江河日下、风俗颓败。当是时也,外有辽、金、夏侵凌倍深,内则官吏盘剥平民愈紧且士夫竞逐奢华日甚,正是徽宗的昏庸无能,与宋代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加上冗官、冗兵、冗费的种种积弊,形成了人民痛苦的根源。《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载有史臣之评价:

 

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持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猿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水浒传》里形形色色的梁山好汉,便在大宋皇朝风雨飘摇的政治背景下你方唱罢我登场,成就了一段惊天动地的事业。对于后人而言,一部风云际会的《水浒传》,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因自身所处角度不同而感触各异。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为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

 

1956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发表谈话时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并且曾说对薄一波谈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所以,了解有宋一代之政治制度,具体而言是基层吏胥制度,《水浒传》为人们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梁山上有几位较为特殊的人物在落草之前还曾经是州、县之中一些有颇“身份”的“人物”,如:郓城县押司、呼保义宋江;教授学究、智多星吴用;渭州径略府提辖、花和尚鲁智深;阳谷县都头、行者武松。此四人者,皆为水泊梁山可圈可点之人物,皆系统治阶级之基层小官,亦即所谓“吏胥”之流。他们亦官亦民,按理说是“劳心者”,是“治人者”,然而却在黑暗的社会现实背景之下,终因不堪忍受压迫,被逼上了梁山。

 

宋朝的吏胥是指官员(品官和未入品官)以外的官职办事人员。吏胥人员身份较为低微,却十分熟悉各种法规和公文程式,往往不随主管长官的更替而变动。吏胥的名目很多,统称之为“公吏”,包括公人和吏人两类。《庆元条法事类》卷52《 试出职》载:

 

公人指衙前、专知······兵级等,吏人是指职级到贴司。

 

朱熹之《朱子语类》卷84《礼一·论修礼书》载:

 

公人“各管逐项职事”,吏人“掌文书简牍”,胥徒是“今弓手、节级奔走之类。”

 

州县官府的胥吏有衙前、人吏、贴司······保长正、耆长、壮丁等,名目甚多,州衙和县衙所设大同小异。而《嘉定赤城志》卷十七《吏役门》载:

 

衙前分为都知兵马使到第六名教练使,共十三阶;人吏分为都孔目官到粮料押司官,共十阶。

 

宋江其人见诸《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记载: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而在野史《大宋宣和遗事》中,又为宋江安排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结局:“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宋江的命运结局,学界历来争议不止,在此姑存一说。《水浒传》中,宋江担任押司,即办理文书、狱颂的地方小吏《宋吏·职官志》所载群牧司于临安府皆有押司官,其名为官而实为吏。宋人赵彦工在《云麓漫钞》卷十二载:

 

诸县人吏,国初,押司、录事于等第户差选谙吏道者充。

 

故宋江在郓城县有些名望威信,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长期的基层行政经验为他日后成为梁山首领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另一角度也正交待了宋江招安思想的逻辑起点。众所周知,梁山好汉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形势下主动乞求招安的,至少说明在宋江的内心深处真的抱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认识,因而使得吏胥出身的宋江和无赖出身的太尉高俅之间的斗争,最终演变成了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时风气,优容士子、崇文抑武。闻名遐迩的“四大书院”便是由政府推动、给予资金支持并由最高统治者钦赐匾额,从这一角度来看,统治阶级对教育和知识分子还算较为重视。《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便是代表。吴用,字学穷,道号加亮先生,被人们亲切地成为“教授”或“学究”。考之正史,“教授”实为学官之称,属于幕职诸曹等官。《文献统考》卷六十三《职官十七·教授》记载,汉时郡国中有个叫文翁的曾经治理蜀地,他在成都招纳学官弟子。待到汉武帝时,所有郡国都设立了学校官。魏晋以后,郡国都设有文学即博士助教的职守。隋朝潘徽曾经担任州博士,至唐朝时,府、郡则置经学士各一人,掌五经教授。《宋史》卷一百六十七《志第一百二十·职官七》载:

 

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以经术义行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史于幕职、州县内荐,或本处举人有德艺者充。

 

对于吴用究竟是官府所正式任命的“教授”还是仅仅为乡村以教书为业的“教师”,《水浒传》中并无确切交待。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他与地方保正托塔天王晁盖等人的熟稔程度来看,吴用应该是当地具有一定政治地位且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无疑,故在群众中有着较高的威信,是老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导师”,他很可能就是正史所载县学里的“教授”。正是这个不可或缺的军师式的人物,在梁山聚义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提辖的出场显得甚为隆重,施耐庵在《水浒传》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描这样写道:“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竞入进茶坊里来……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扭丝金环,上穿一领鹦哥绿丝战袍,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足穿一双鹰抓皮四缝乾黄靴;生的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貉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简直是一位呼之欲出的英勇武官摸样。鲁提辖之侠肝义胆尤令金圣叹由衷赞曰:“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对于“提辖”一官,《宋史》卷一百六十七《志第一百二十·职官七》载:

 

守臣带提举兵马巡检、都监及提辖兵甲者,掌统治军旅训练、教阅,以督捕盗贼而肃清治境。

 

而《文献通考》卷六十《职官十四·榷货务都茶场》则载:

 

建炎四年,诏榷货务都茶场依旧隶左右司,其提领措置并罢,其都茶场仍令提辖榷务官兼行提辖。

 

此处提辖已为管理贸易之官,并无维护治安、缉拿贼盗的职能,鲁达供职于小种经略相公府,担任的自然是“提辖兵甲”之职,肩负“肃清治境”之任。

 

至于打虎英雄武松,则是因“虎”得“福”,当了“都头”一举解决了安身立命的大问题。那阳谷县知县见松忠厚仁德,有心要抬举他,便道:“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当日便参武松做了步军都头。宋时县下并不设军,故“步军”二字,系为妄加,“都头”一职原为宋各军指挥使下设之官,为军官之中级别较低之任,而州县之捕快头目亦有此称谓,考诸源流,则语出《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兵》载:

 

及僖宗辛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

 

由唐入宋,时过境迁。“都头”一词名称不更而实义变迁,武松系阳谷县的捕快,被授予都头之职,可知“都头”已由高级军事将领的职务“飞入寻常百姓家”,演变成为基层吏胥的称谓了。

 

一部波澜壮阔的《水浒传》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宋时基层百姓的生活画卷,并为后人了解宋代的政治制度提供了鲜活资料,而至于《水浒传》的艺术生命和文化魅力,金圣叹的批语则为我们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观,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观黄河,不知天下之深;观黄河不观龙门,不知黄河之深也。不见圣人,不知天下之至;见圣人不见仲尼,不知圣人之至也。乃今于此书也亦然,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

 

(文章原载《首播》杂志,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供职单位: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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