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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

关于人的精神生活问题的思考

                 ——读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

                                                     默水


  【提要】王小波的杂文创作首先立足于思想,关注人习以为常的精神生活,挖掘现象背后关涉世道人心的深层面含意的东西。他的杂文是为了思想的表达,而不只是为了情感的体现。作为作者一种独立的品格,凸现的是自己的思考与良知,其文带有黑色幽默的惫味。由此看来,他同迁就读者的阅读趣味的码字匠不同,而是启迪人们心智的思素者。

【关键词】王小波 人  精神生活  思考

 

                                  一

《我的精神家园》是王小波的杂文自选集。尽管作者在文学创作上,对小说比杂文看得重,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杂文创作的佳作迭出。杂文作为最贴近日常生活,最适宜表达作者的感受和情思的一种文体。王小波运用起来犹如十八般兵器中最自如的一件,在其作品中更见性情中的光彩。王小波说,“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憋不住就得说,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①“除了文学,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②在王小波杂文写作的视野中,关于智慧、关于人的精神生活问题的思考,是其作品中挥之不去的话题。读其文字,独特而态肆随意,但却有着一种内在的严肃。他的作品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超越情感的理性思索,在那貌似玩世不恭并且自嘲的表象下,隐藏着冷静、彻底了悟的大智和无可救药的真诚。

王小波对于“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的精神状态是极为不满的,认为“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心基于人的文化存在,作者努力探索人的精神世界,以弘扬人性的完整、丰富、全面为目的,以发展个人的内心世界,创造力为宗旨,大力肯定人的主体意识和智慧良知,以求得社会的文明水准不断提高。因为在精神生活的问题上,任何否定和不满的背后都有着一种肯定和追求,表明了人对旧我的否定,对新的精神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憧憬。

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王小波认为“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④从这种立场出发,人就有了更为广阔的参照系,因此在衡量一种精神价值时,主要标准就不再是眼前的自身实利。人因受其局限而许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在更广大的范围就能得到理解和赞同。倘若怀有这种想法的人多了,人性必能进步。人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在背后支撑,并作为存在的根据和源泉,就会丧失其精神内容,沦为世俗利益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把文学、艺术真正当作精神事业和人生使命的人,必定对于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怀有坚定的信念,给其生活注人一种高尚的严肃性,赋予心灵一种真正的精神历史。在王小波的杂文作品中,就贯穿这么一种思想,传达出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生独特理解和信念。这是作者长时间地集中全身心于精神方向上探索的结果,也是他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沉思交互作用,在独特人生体味上不断积累的结晶。对此,可以称之为经验理性的硕果。王小波生前曾说过:“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⑤对于一个推崇有精神生活价值的人来说,这种想法应是必不可少的。凡精神性的追求,必隐含着一种超越性的信念,即超越自身之得失、惠及人类的思想追求。这就使人不禁想起以热爱智慧著称的苏格拉底,恐怕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因思想而献身的哲人。他的不为物役、不畏权贵,追求真知,不愿为放弃所爱的智慧而苟活的精神,一直未被历史所磨灭而昭示着后人。在王小波的精神生活中,这类先哲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这种信念的产生,首先是与王小波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也是与对那个非理性时代,蒙昧主义的恶性发展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命运造成巨大的残害的理性反思紧密相连的。由此,王小波所倡导的智慧、良知等等理性文明就愈加显示出其积极的意义。在王小波作品中,这种对比是极其鲜明的,使人在既不忘记苦难的历史之时,又能超越个人祸福得失而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作为知青出身的王小波,与那个年代的同代人一样,经历着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上山下乡……,同时也经历着由此所带来的家庭不幸、个人的坎坷,精神上的被愚弄,纯真的情感被裹读……,但与之俱生的是作者以其独特的、不停顿的思索与追问,表现着生命的尊严和顽强不屈的自由意志。其思想的成熟过程,也就是靠自己的判断力找寻真知的过程。王小波由此终身保持着对精神自由和理性思索的信念。在这个方面,他与同代人一样又不一样,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独特的一个。

王小波在《承认的勇气》一文中说道:人生在世常常会落到一种“说法”之中。有些说法是不正确的,落到你的头上,你又拿它当了真,时过境迁之后,应该怎样看待自己,就是个严肃的问题。王小波针对一些人对过去自己出的洋相,解释为时代、历史使然而自己没有责任的说法大不以为然。对此,作者反思自己是被人塞了一脑子教条,情绪又受到猛烈的煽动,只会干傻事。不幸的是好多同年人连这种智慧都没有,作者称之为:错过了在那个年代里能学会唯一的智慧—知道自己受了愚弄。不肯承认自己傻过,仿佛这样就能使自己显得聪明,还要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自己的丑态。在(我看老三届)中,王小波认为“文革”这种特殊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这就犹如不良之人将脑子有病而致盲的人踢下楼梯因此复明,而说踢人者是好人一样。对此,作者指出,这个论域貌似属于科学,其实属于伦理;它还是一切法西斯和偏执狂的策源地。

人的成就、过失、美德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王小波说,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自己对照,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⑥

王小波经历过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充满悲剧、荒谬的年代,社会、道德和审美方面,充溢许多极不和谐处。王小波认为,文学就应真实地揭示其精神面貌,而不应人为地掩饰它们,正如他所倡导的“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的人多,“‘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对此,王小波是十分厌恶的,称之为“花刺子模信使”(中亚古国名),喜作妙语以动天听。⑦

在王小波的杂文作品中,对荒谬可笑的事物抨击和矛盾的揭示,是毫不留情的。作者通过颇具黑色幽默的笔触,以便把历史时代的复杂与其生活中所固有的矛盾凸现出来,而具有了荒诞性。其根本指向是在此种环境下人的精神状态。王小波对生活中存在的“非理性”现象的揭示,常以反语、比喻、对比、象征、借代、衬托等手法,将欢乐与痛苦,可笑与可怖,荒唐古怪与一本正经相联,突出了人们周围世界的荒谬,以嘲讽的态度揭示环境和个少、(“自我”)之间的互不协调而成扭曲、畸形之态。读者在经历这种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的同时,又令人感受着此种环境下的精神苦闷和沉重,从而令人能达到对精神生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和思想上的启悟。这是源于王小波最直接深刻的个人生活体验,和与其能够冷静地以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趋向为基准的眼光,来看待世相人心分不开的。

对于那个年代折腾人和荒唐之举而成闹剧的揭示,在<体验生活)中,王小波以其生动、幽默的笔触,描述配合形势吃忆苦饭:煮芭蕉树、南瓜藤、稻壳让人吃时,作者说,“我喂过猪,知道拿这种东西去喂猪,所有的猪都会想要咬死我,猪是这样,人呢?”,“反正我不觉得这是在受教育,只觉得是折腾少、,—虽然它也是一种生活”。作者嘲讽道:“人要想受罪,实在很容易,在家里也可以拿头往门框上碰,既然痛苦是这样简便易寻,所以似乎用不着特别去体验。”对于那种惩罚、改造式的“教育”,以赎罪、自虐的心态存在的精神生活和人格的极端卑微,王小波是嗤之以鼻的。正如王小波在《个人尊严》、(“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文章中所说: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而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它不但指人受到落重,还是人价值所在。这是因为,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水浒)中用语:劣等货物)。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在此,王小波表露了人们对人的尊严和起码的智慧准则的放弃,将造成极端可悲的后果。

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一文中,王小波以亦真亦幻,亦庄亦谐的笔调,通过一头猪的命运,现显世相荒诞,反衬人的精神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和精神的压抑而失去自我的情状。作者对此在许多年后以反讽口吻说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未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在这一立场上,王小波反对一切使人不成为人、使人丧失人性、人道的东西,不管是古今,还是中外,都在他的抨击之列。在(理想国与哲人王》中,对那些用“理想”进行设置并以“哲人王”自居的这类人,王小波嘲讽说:我想用刽子手比喻喜欢、并且想当哲人王的人,用被打量的人比喻不喜欢而且反对哲人王的人。而人在这之中“被打量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说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恐怕就是这个。哲人王藐视人类,比牢头禁子有过之无不及。只有这种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祸害。因为这种人和使人成王的哲学,可以使王者聪明,老百姓更愚昧。现代的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作者着重指出,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人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人歧途。因而作者说,我不想把我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没有比思想更重要的了。这让人想起帕斯卡尔曾把人比作“一根思想的苇草”。尽管人的生命在自然界中犹如脆弱的苇草,但思想的能力却使人成为宇宙中最高贵者。“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形成人的伟大”。⑧这是王小波视作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他以其生命的硕果验证着他的信念。王小波说,“这种东西就如一汪活水,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它的沉积物。这些活水之中的一小份可以存在于你我的脑子里,照我看来,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保存在文化遗产里的智慧让人尊敬,而活人头脑里的智慧更让人抱有无限的希望。”⑨在赞颂启人的智慧的同时,王小波对那些给人以精神毒害诱人上当的话语,则给予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里,王小波指出: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话语教出来的。作者认为这是个误区,同样的话语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话语教给我的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当时话语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会有人性。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的。对于无人性的话,你可以不听。还因为话语即权力,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圈子,甚至争夺“话语权”。而人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只是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对此种话语圈,王小波说: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籍的疯人院。人在此影响下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呈畸形状。

对王小波来说,这种状态下,说话是为了获取话语的霸权,而思考仅仅是为了求得真知。其语言的沉默,是对这种话语的抗拒,守护自己的理性。作为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而非权力话语,是其更本质的属性。这是王小波同那些渴望话语权力成为思考的终极追求的人不同之处。王小波的杂文,在揭示这种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的同时,为之经历过的真实生活和人的精神生存状态作了写照。这在作者的不少篇章中都有所反映,如(思想和害躁》、(椰子树与平等)、(极端体险》、(欣赏经典)、(旧片重温)、(电影·韭菜·旧报纸)、(积极的结论)等。王小波的这种生活经历,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并且也提供了观察生活独特的视角。杂文创作的最佳之处在于达到一种境界,之所以称为境界,便不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其中就在于有内在的精神生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灵魂。这是王小波独特而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这部杂文集便是他讲述“想要明白的道理”和“有趣的事”的备忘录。。虽然“文革”过去很多年了,但人们对精神生活问题的思考并没有过时。

 

                                  二

 

从事杂文写作,常常是对事不对人的,而且也一般不就事论事的。如仅就某一具体人、某一具体事作文立论,则时过境迁,文将安附?所以杂文当在每从具体人、事人手,而所针贬的、所讽刺的,乃是一种存在的现象、倾向、思潮、心态,具有历时性,非局限于一人、一事、一时、一地的。因而就有了一种历史穿透力和理性的思考特色,这是一切优秀杂文的力量所在。从这一意义上说,也正是王小波的杂文颇具特色和可贵的地方。

读王小波的杂文,会发现他对精神生活问题的思考,常常是与对中外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和文化的审视紧密相关连的。对这一问题,是王小波杂文中关注的重点,也是其文章中颇有份量的部分。当然这是与作者的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和在经历了“文革”后上大学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在高校任教、辞去公职后成为专事写作的文化背景分不开的。这一点使他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中外文化传统有了深切的体悟。无疑,这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王小波个人精神发展史上的继续。不仅如此,还在于王小波深知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承担不可推卸的义务和重要角色:肩负社会道义的职责和代表社会的良知。这一角色决定了知识分子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影响的重大。王小波说:对人类来说,更大的恶梦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生存环境。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恶梦。。因而,王小波对知识分子的自身精神状态与生存环境及其文化进行了深人的剖析和反省。

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一文中,王小波认为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不理智。其中“狂信”则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并造成这样的年代,如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老舍跳进太平湖,这种年代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而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遭逢浩劫,“文革”即是例子。“文革”中的这种狂信就是与丧失理智相伴生的。这也是与人滥用信仰,将其制成打人的棒子、迫害别人的工具相关的。王小波着重指出,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作者举例说: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前者的罪过顶多不吃色拉子,后者则是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而过去人文知识分子给思想流氓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所以说,知识分子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为此,作者对那些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提醒大家注意那些以高举招牌,抢占制高点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以免遭头上鲜血淋漓。作者强调说: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精神信念,它是在自我不断地学习和追求中产生,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作者调侃的说道,如将其从生活中抽掉,不如把我阉了。所以作者说不想最终饭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

这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处世立身,就在于有其独有的求知领地,依据于知识的至上性和自怡性。知识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求知本身。知识是好的,求知的人生是更好的。爱知者,必乐知也;并力求在知识上有所成就。对知识分子而言,知识是思想的基础,也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最终凭籍。

可以说,一个真正底得了精神生活的人,他虽然也生活在现在,但同时也拥有了永恒的现在,即包含一切时代和人类一切有永恒价值的成就的现在,从而也就有了居高远望的立脚点和不随波逐流的立场,与不断进取的创造力。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小波,正是由此以批判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来揭示社会的众生相,追踪灵魂进行拷问,寻觅人性的良知,从事着自己的精神事业,从而去促进人的进步、社会文明的提高。

王小波在另一篇杂文作品<思维的乐趣)中,以其父亲一生学术遭遇为例: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努力,但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回想起来就如一部恐怖电影。这正是因为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作者指出,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王小波认为,作为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对此,王小波的立场是: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王小波强调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王小波看到了生活中,善良意志的产物,常常结的是愚昧的果实。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王小波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

从中国历史上看,学术上的儒术独尊、道学一统的时代,一统的思想除了死气沉沉的经注和鹦鹉学舌的八股,难再寻觅其他。一统造成封闭,一统带来僵化。僵化导致死亡—思想的死亡和社会的死亡。而思维活跃,百家争鸣的时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奇彩纷呈的时期。思想的壮美景观不在单一,而在繁多,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并且为中外文明的成果所证实的。

为此,王小波反对那种学术上以真理之名自命唯一正确、全知全能的,一统天下;不肯宽容的是那种定天下于一尊的不宽容立场。中外历史表明,这种东西的表现是绝对真理的神话。就人来说,其经验是有限的,认识是无限的,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而上述是与霸道、不讲理、教条相连的。因为它是以蒙昧主义为基础的,与近代以来发展而成的理性精神相抗衡的一种逆流,纳粹德国即是一例。王小波厌恶由此逆流形成的诸如虚伪、做作、奴气。这种反对的坚持,在一个崇尚精神自由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别人不能剥夺,自己也不能丧失自己的精神自由。这是王小波唯一不能宽容的。因为它是与思想专制、精神愚昧紧密相联的。正因如此,王小波的杂文创作首先立足于思想,关注人们习以为常的精神生活,挖掘现象背后关涉世道人心的深层面含义的东西。作者曾在(从In-ternet说起》中,以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引语、纳粹德国为例来说明: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整体的不幸是由个体不幸开始的,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深究其里,作者是从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个体的精神生活着手,以此为切人点来审视人、尤其是中外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曾经历过的荒唐和滑稽的生存状态及精神生活的窘境,进而去透视社会文明水准。由此可见,认识造成这种局面的情形,既有外在的原因,但同时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毛病。人在了解社会之前恐怕先要探索一下上述问题,不能使眼界变得很小很窄,本来可以看清的问题,一时也会模糊起来,于是盲点也由此而产生了。在这里,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王小波不遗余力抨击愚昧和专制,就是因为它扼杀了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使人丧失了自由思考并且享受其乐趣和创造能力,而成愚蠢的人。正如他深为厌恶并极力“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因为“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

由此观之,在王小波的理性立场背后蕴含着的是深深的人文关切和优患意识。这就使他后来对一切可能侵害人的精神自由的倾向极为带惕。他也捍卫科学和民主,但当科学成为功利,民主成为教条,侵蚀到精神生活的自由,使智惫蒙辱的时候,也会起而反对。这在他的作品中,如(生命科学与骗术》、(迷信与邪门书}、(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感宣传》、(跳出手掌心》、《论战与道德)、(谦卑学习班》、(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作者强调不断探索真知和努力思索对人类进步的伟大意义,以及钳制求知和自主思维的极端可悲可怕。

精神生活既是一个人的最内在的本质,又是宇宙生命的显现。但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人缺乏自主精神、个体自觉和自我意识,存在将肉麻当有趣的圣人崇拜传统,这是由其传统道德中的根本病症所致。对现代社会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缺失程度不一的存在着。人的精神生命常常被冷酷的道德之刃所扼杀,个人变成虚无的零。而那些违反人性的事情,正是在道德的幌子下干不人道勾当所造成的。王小波对那些遗留至今的不人道的现象给予了嘲弄和抨击。王小波在《关于崇高》中说道:不能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而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在此,王小波不是一般地反对至善,而是厌恶没有是非的善良和泯灭人性的虚伪生活。对个体人而言,理性的思索,明辨是非,就是善和信仰的根基。从另一方面说,无论中外,假以崇高名义进行迫害的事是实在太多了。在另一篇杂文《我看文化热》中,王小波指出:很不幸的是,不少人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应该是多万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王小波深知道德激情一旦失去了知识理性作为底蕴,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而现实生活中道德激情有余而知识理性不足的人不少。其误区的产生常与此相关。过去文革中此一现象可谓是屡见不鲜。对此,作者在不少作品中程度不一地探讨了人的精神生活与伦理道德、文化问题,如(救世情结与白日梦}、(智慧与国学)、(我看国学)(洋鬼子与辜鸿铭)、(关于格调》、(“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之争)等。这些篇章论及了封闭、自大、排斥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和道德至上论对智慧和人性的扼杀,以及它必然导致蒙昧和虚伪的盛行。对此,作者给予了揭示和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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